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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哲:更好解释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
2017-10-23 10:18  

伴随着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在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并在学科建制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产生了日益庞大的研究队伍,庞大的研究队伍又生产了海量的研究成果,且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

但是,尽管取得诸多成就,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即作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要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本文认为,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研究还需要在“解释世界”上加大现实关怀,增强“改变世界”的使命担当意识。《孟子·尽心上》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很适用于形容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无到有,日渐成为一门“显学”,这种“显达”对研究本身提出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研究必须有“兼济天下”的现实情怀,在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的同时,也要证明所谓“显学”并非因其研究对象重要而“显”,而是因其所做的贡献而“显”。本文将从研究行动的几个关键方面出发探讨高等教育研究如何做到更好地“济天下”和“不负时代”,具体来说是谈论如何处理在研究立场、研究选题、研究视角中的一些内在关系,从而体现高等教育研究的现实关怀与使命担当。

研究立场:价值无涉与价值关联

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行动的开启,通常首先面对的而且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研究价值立场的问题。而且,作为生产“专业知识”的一种认识活动,学术研究的价值立场历来为人们所争论不休。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和“价值关联”观点。他认为:“经验科学的问题应该‘不加评价地’加以解决,它们不是评价的问题。但是,社会科学中的问题是根据被讨论的现象的价值关联而选择出来的。”韦伯认为,在开始选择研究的课题前,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按照社会需要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定自己研究的内容,因为任何一种历史性的叙事都是对过去事件有选择的整理,因此提出概念与假设都必须运用价值关联的方法。但是,进入研究过程后,则不能有任何的偏见,而应遵循科学的原则,就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进行探索,根据自己所发现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也即韦伯认为研究前期是“价值关联”的,而进入研究过程则应是“价值无涉”的。

韦伯的“分阶段论”算是很好地厘清了社会科学研究立场的原则:在研究过程中,“价值无涉”是必须坚持的科学通则,应持不偏不倚的研究立场,唯如此方能达至科学意义上“求真”;但是,在进入研究过程之前,研究立场则常常是“价值关联”的。我国学者张旭东也认为:“知识的立场后面必然有一个价值立场。没有价值立场的学术归根到底都是一种没有依附的东西,只能是种专业技术性的东西,是没有根基的。”那么,从现实关怀与使命担当的角度出发,高等教育研究在选题之前的“价值关联”又应持何种原则呢?因为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立场都会有所发展变化,因此这个显然不可能有绝对标准。但从相对性原则来看,有两个重要的参考要素:一是研究对象属性的变化,二是时代属性的变化。就当前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即将从大众化时代进入普及化时代,但关于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研究和预判却是相当缺乏的,甚至对于即将过去的大众化时代的研究也是相对滞后的,研究一直处于跟着实践跑的阶段,而缺乏对实践的引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至今很多研究者都还抱着精英主义的研究立场,去研判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对象。追求卓越无疑仍是并且永远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价值,但在高等教育影响到大多数人口之时,更应从普罗大众的立场出发,把公平正义作为研究的价值始基。尤其是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越来越走向社会中心,涉及千家万户、芸芸众生,对国家社会和普遍的个体生活都存在实在意义。如果这个阶段大部分高等教育研究者还是抱着以前的精英主义立场不放的话,当然会滞后于时代发展,更遑论引领时代。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应当能把握并引领时代变化带来的价值立场的变化,更多地探索高等教育发展变迁对于普罗大众的意味,从而更深入地探索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进程中的内在机制。唯如此,高等教育研究方可真正地“济天下”,也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实现其使命担当。

研究选题:个人旨趣与国家需求

开展研究行动之前的研究立场通常是一种内化的知识和态度,但实际研究行动的开启,高等教育研究者显然还需要面对更加具体的问题,首先便是研究选题。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便以“认识论”和“政治论”来呈现两种对立的高等教育哲学:大学从事深奥知识的研究,一方面出于“闲逸的好奇”,另一方面则源于“对国家和社会有深远影响”。这个说法也正好可对高等教育研究选题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注解:一方面来自于研究者的个人旨趣,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国家和社会需求。这两者之间,当然最好是寻求两者之间的结合点,美国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默顿认为:“科学家们通常总是选择那些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兴趣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我国教育学者吴康宁也有类似表达,他认为好的研究选题的标准应是“联通的问题”,即不论对于教育理论的发展或教育实践的改善来说,还是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发展来说,都是“真”问题;是同时符合“外在标准”与“内在标准”、“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利他性标准”与“利己性标准”的问题。

但默顿和吴康宁的这种“两全其美”的表达无疑都属于理想情况,而在现实研究中却常常会遭遇对立的困境,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选择呢?本来,对于不同的研究者而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更倾向哪方当然都无可厚非。但从高等教育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担当的角度来审视的话,需要考量的一个核心因素便是具体国情: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一直是以服务于国家、社会重大战略需求为主线的,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基因”的一个重要体现。高等教育研究界也一直有关于高等教育目的应是“个人导向”还是“社会导向”之争论,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目的之“社会导向”特征更加明显,走的是一条在满足“大我”的基础上满足“小我”之路。那么,在这样的现实情况和认识基础之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也便不能只是囿于“小我”——束缚于坐而论道的“闲逸的好奇”或满足于一己之悦的思维游戏;而更需要在安于学问和忠诚学问的同时,切实地关怀“大我”——更倾向于选择“对国家和社会有深远影响”的选题,关怀人类的命运和承担更重要的历史使命。

研究视角:宏观惯性与微观转向

很多人也许会认为,既然高等教育研究选题更加倾向于从“对国家和社会有深远影响”出发,那么高等教育研究视角上就应该偏于宏大取向,并且在事实上也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种宏观视角惯性。作为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的潘懋元先生近年来也对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进行反思,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因为形势所需要,总体而言过于偏重于宏大叙事,而对于微观研究关注得过少。这个思考当然并不仅来自于个体经验和观察,也有相关的数据支撑。钟秉林教授等曾对国际知名教育类期刊中涉及高等教育的研究论文和我国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中有关高等教育的论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更重微观应用研究,问题导向性显著,偏重实证研究的论文所占比例近70%;而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情况则恰好相反,更多是宏观研究,经验判断多,以理论思辨为主的定性研究论文比例超过70%。

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这种宏观视角惯性已成现实,而且宏观研究也确实非常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选题取向更为注重国家与社会需求就应“匹配”宏观视角,这其中显然存在误读和误解。以社会科学中相对更加成熟的经济学为例:经济学研究可谓更加强调“对国家和社会有深远影响”,但经济学不仅在学科划分上明确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而且近年来微观经济学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刚刚出炉的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加上2016年的得主奥利弗·哈特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因,2015年的安格斯·迪顿,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连续三年都是颁发给微观经济学家了。更加侧重微观研究,既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回应现实需求的更好体现方式。高等教育研究也是如此,注重现实关怀并不意味着就是宏大叙事,更不应是虚应故事。比如随着“双一流”的建设热潮,研究热潮随之而起,但很多高等教育研究者甚至研究生都是站在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来谈“双一流”,而对具体的某门学科怎么建设、教学怎么优化、人才怎么培养这些微观层面缺乏关注和研究。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更为急需的并不是大而不当的现实关怀,而是需要精细、精准的现实捕捉和微观分析。当前,不但我国高等教育实践要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也应更多地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转向。越是微观具体的科学研究,常常越能贴近事实和真相,也越能体现研究的社会关怀和使命担当。

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与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传统教育的母版,更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的翻版。这也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历史使命:解释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并真正助力于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亮,从而“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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